我的文学路

■作者:赵明朗 专栏:灯下故人来

今年上半年,我与陈建明围绕文学创作的方向,进行了数次的交流。这种交流于我颇为重要,因为它谈的已不只是一篇文章如何修改、一个题目如何展开,而是一个写作者走过多年之后,究竟该把目光投向哪里,又该如何寻找一条更适合自己的文学道路。

建明于我,是吾友,更是吾师。二十年前,是他帮助我重新拾起中文写作。那时我离开中文环境已久,许多字词都已生疏。最初写文章,他几乎逐字帮我修改,甚至帮我打字。那段经历今日回想,虽有些笨拙,却是我重新走进中文世界的起点。此后二十年,他一直给予我鼓励。近年来,他多次提议,要我向外投稿,让我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读到。

但他的可贵,并不仅在鼓励。他从不因朋友情谊而只说好话,也从不讳言文章中的不足。写得好,他肯定;觉得不妥,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他的批评有时甚至有些“无情”,但我知道,那恰恰是最真诚的友情。一个真正懂文学的朋友,不是逢文必赞,而是愿意告诉你:这里还可以走得更远。

今年夏天的一次交流,便是如此。

事情的缘起,是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在罗马的废墟里,望见西安的春秋》的哲思性游记散文。该文是经何晓朗大哥推荐给西安的一位主编。那篇文章原本只是我在两座古城之间的一次文学漫步:一座是中国文明深处的西安,一座是西方文明腹地的罗马。我试图通过古城、历史、遗迹与个人感受,寻找两种文明之间某些隐秘的对应。

我原以为,这只是自己写游记、写历史、写文化的一次尝试。没想到,建明读后却从中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7月10日凌晨,建明给我留言,大意是说:读了我的文字,他想到了“比较文学”。他提到自己大学时代曾学过比较文学,并举了一个他认为最典型的例子——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一个是明代中国戏曲中的爱情传奇,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中的爱情悲剧;一个属于中国古典文学,一个属于西方戏剧传统。可两部作品却都写到了青春、爱情、阻隔、抗争,以及生命对于爱情的执着。他特别提醒我,可以从“相近的年代、相似的爱情故事”入手,从中外文化的对比中寻找文章的空间。

而这句话,恰恰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因为我所经历的人生,本身就处在不同文明之间。我出生于中国,成长于中国文化之中;后来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我的职业是生命科学,而我的兴趣却越来越回到文学、艺术、哲学、历史与音乐。我常常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行走。过去,我只把这种经历看成自己的人生背景。现在我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本身就是我的写作资源。

从“相似”出发,走向“不同”

比较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许并不是寻找两个作品有多少相似之处。真正值得写的,是:为什么它们会相似?更进一步,是:相似之中,又隐藏着怎样的不同?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青年男女,都在爱情面前冲破某种外在的禁锢。可他们背后的文明土壤并不相同。他们所面对的家庭伦理、社会秩序、宗教观念、个人意识,也并不完全相同。正是在这些“相同”与“不同”之间,比较文学才真正有了意义。如果只寻找相似,我们看到的只是趣味;如果进一步追问相似背后的文化原因,我们才开始接近文学。

这使我想到自己早年第一次接触陆游与唐婉的经历。

在这里,我尤其要感谢吴丁。她是我人生早期医学与文学的启蒙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是她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文学,也让我第一次走近陆游与唐婉。

我至今记得那种最初的震动。“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那时候的我还年轻,并不能真正理解这几个字背后复杂的历史、伦理与人生况味,却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可以如此美丽,也可以如此深地刺入一个人的内心。一个已经过去数百年的爱情故事,竟然能够穿越漫长的岁月,在一个年轻人的心里重新活起来。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更不知道,很多年以后,当我重新走进文学,我还会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些古老的故事中。

吴丁为我打开的,是文学的第一扇窗。二十年以后,陈建明老师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而这两扇窗,今天终于在我的写作中彼此照见。

从文学比较走向艺术比较

建明老师给我的另一个启发,是让我不要把“比较文学”局限在文学作品之间。继而特别提到:绘画、音乐、建筑……同样可以进行比较。

这句话对我而言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年来,我已经写了不少音乐评论,也写过绘画、建筑、城市与艺术。过去,我把这些看成不同的兴趣。现在看来,它们或许完全可以汇入同一条河流。

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可以比较。中国园林与欧洲宫苑,可以比较。故宫与凡尔赛,可以比较。中国古典音乐与西方交响乐,可以比较。唐诗宋词与西方诗歌,可以比较。甚至一座城市的空间布局、一座教堂的穹顶、一座中国古典园林的曲径,都可能成为比较文明的入口。

比较文学由此不再只是“文学与文学”的比较。它可以成为一种跨越艺术、文化与文明的观察方式。而这,恰恰与我这些年来的写作经历发生了联系。我写音乐,是因为音乐可以跨越语言。我写绘画,是因为一幅画可以跨越时代。我写建筑,是因为建筑保存着文明的形状。我写城市,是因为城市本身就是一部可以行走的历史。而比较文学,则让我有机会把这些原本分散的兴趣重新连接起来。

我的优势,也许恰恰来自“在两边之间”

建明在那次交流中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我可以从中外文化的对比入手,因为我有这方面的优势。

我过去并没有把它看成什么优势。相反,长期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有时甚至让我产生一种特殊的“夹在中间”的感觉。中文是我的母语,却不是我几十年来唯一使用的语言;中国是我的故乡,美国却是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我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却又始终没有真正离开中国古典文学;我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对显微镜,也可以在夜深以后读唐诗宋词;我可以欣赏西方交响乐,也会被一首中国老歌突然带回遥远的少年时代。

过去,我把这些看成生命中的交错。现在看来,它们也许正是我的文学位置。一个长期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人,未必能够成为某一种文明最纯粹的代言者,却有机会成为两种文明之间的观察者、聆听者和翻译者。我想,这或许就是我尝试比较文学写作的一点底气。

从“写我经历过的”到“写人类共同的体验”

这些年来,我的文章大多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写母亲,写父亲,写故乡,写远方;写音乐,写绘画,写旅行,也写那些偶然撞入生命的细小事物。这类写作让我感到亲切,因为那是我真正经历过的生活。但文学如果永远停留在“我”,它的空间毕竟有限。

比较文学给我的一个新的启发,是让我尝试从个人经验走向人类共同经验。比如爱情。陆游与唐婉、杜丽娘与柳梦梅、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什么能够跨越时代仍然打动我们?比如乡愁。中国古代诗人面对故乡的月亮,与一个远离故土的现代海外华人面对异国夜空中的月亮,究竟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比如死亡、自由、孤独、信仰、亲情。这些问题没有国界。文明不同,语言不同,历史不同,可人的悲欢却常常能够彼此照见。

这也许就是文学最神奇的地方:文学写的是一个人,最终抵达的却常常是所有人。

今天,我交出了百日之后的第一份“作业”。

从建明老师提出这个建议,到今天真正尝试写出第一篇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文章,中间其实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这也是为什么,我把今天的文章称作自己的“第一份作业”。

我不敢说自己已经真正进入了比较文学。甚至不敢说这一篇就已经是一篇成熟的比较文学作品。它更像是一个学生第一次走进新的教室,第一次翻开一本陌生的教材,第一次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观看自己熟悉的世界。但我很珍惜这种“第一次”。因为写作最可贵的,也许并不是我们已经走了多远,而是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以后,依然愿意承认:我还有新的东西可以学习。

今年,我已经走过许多写作的路。“百日百乐”让我一次次与音乐相遇,也让我在音乐中重新理解记忆、爱情、故乡与人生。而现在,比较文学又为我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音乐、绘画、建筑、文学、哲学、历史与城市,似乎开始从不同方向朝同一个中心汇聚。那个中心,也许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人。

尾声:感谢为我开窗的人

人生有时很奇妙。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向前走;到了后来才发现,其实一路上总有人在不经意间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吴丁为我打开了文学的第一扇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她让我认识了陆游与唐婉,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古典文学的魅力。在人人自危的岁月,她的胆识和信任更弥足珍贵,那一缕文学之光,此后一直没有真正熄灭。二十年以前,陈建明老师又把我从一个几乎忘记中文写作的人,慢慢带回母语的世界。他帮我逐字修改,帮我打字,鼓励我重新写;二十年以后,他们依然没有停止对我的提醒与批评。而这一次,他又告诉我:你可以试试比较文学。

于是,我又一次站在了一扇新的窗前。窗外,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是陆游与唐婉,也是东西方文学中无数相似而又不同的爱情与人生;是中国山水与西方风景,是东方园林与欧洲建筑,是中国旋律与西方交响。它们隔着语言,隔着国界,隔着时代,却又彼此遥相呼应。

也许,比较文学真正比较的,从来不是谁高谁低,也不是谁优谁劣。它只是让我们站得稍微高一点,回头看看:原来人类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文明之中,却一直在用不同的语言,诉说着一些相同的悲欢。

而我愿意从这第一份“作业”开始,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文学之路,本来就不必急着抵达。重要的是,在两种文明、两种语言、两种艺术的回声之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站在两岸之间,看一条河如何从不同的源头流来,最后汇入同一片人性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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