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成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6日
获奖作家、杂志撰稿人、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国际领导力研究所（ILI）2022—2023年度研究员，长期致力于跨文化写作。
一、初到美国的文化冲击：《第一滴血》
“你刚来辛辛那提（Cincinnati）吗？”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搬进一套公寓不久，有一天，美国房东这样问我。
“先生，我刚来美国。”我回答道，没有细说自己刚刚以研究生身份来到这个陌生国度，开始新的生活。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他接着问，仿佛这是他向我介绍美国的独特方式。
“战争片和动作片！”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第一滴血》（First Blood）。”他推荐道，“再精彩下去，兰博（Rambo）都要从银幕里跳出来了。”
我从小成长于一个强调服从与集体一致的文化环境，习惯了遵循规则、融入群体。而兰博这个人物，却让我瞠目结舌，震撼不已。
除了那些我从未见过的精彩动作场面，这部电影还模糊了善与恶、对与错之间的传统界限。
一个人为了自己认定的正义而战，哪怕对手是一整支军队，也绝不退缩。
这让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一种文化：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
这是我来到美国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冲击，让我困惑，也让我第一次窥见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当时，我未必能够从文化概念上理解这一切，只是把它们当作美国这个崭新国度的一部分，慢慢吸收、认识。
在此后几十年的跨文化生活中，我逐渐意识到，好莱坞其实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化风向标。
在好莱坞塑造的众多经典人物中，兰博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也成为我心目中的美国偶像之一。
但电影带给我的远不只是娱乐。
兰博这样复杂而富有层次的人物，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甚至充满矛盾的真实的人。
他与我在经济学课堂上学到的那个冷冰冰的“经济人”，完全不同。
二、更深层的文化冲击：经济学
经济学理论往往假设，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具有普遍规律的，主要受到自身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驱动。
然而，这种假设与我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以及后来在美国亲眼见到的人和事，形成了鲜明对比。
学习新知识固然不容易，但要放下过去深信不疑的观念，实际上更加困难。
西方经济学向我展示了一个经过简化的人类模型——“经济人”。
在这个模型中，人们理性地行动，追求个人效用或利润最大化。
由于这一行为特征被视为普遍的人性，经济学理论认为，正是这种追求促进了竞争，提高了生产率，并最终推动社会繁荣。
但我从小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利润理论，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它同样从人类追求利润的动机出发，却把利润看作剥削工人阶级的产物。
因此，资本家被描述为依附在劳动者身上的寄生者。
按照我当时接受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最终必然引发阶级斗争。
然而，我又无法否认自己亲眼看到的现实：
美国远比我刚刚离开的中国富裕。
那时，我已经拥有一辆汽车，住在一套铺着满地毯、配备冷暖空调的公寓里。
而就在一个月前，我还住在北京一间墙壁简陋、没有室内上下水设施的宿舍里，每月工资只有20美元。
两相对照，差别不言而喻。
三、马克思的理论彻底失败了吗？
至少从一部令人震撼的电影来看，答案似乎并非如此。
这部电影再次激起了我内心长期存在的争论。
2019年，韩国电影《寄生虫》（Parasite）意外成为好莱坞的一匹黑马。
2020年，它创造了奥斯卡历史，一举赢得四项大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成为首部获得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电影。
我在中国的大学同学曾围绕电影中的一个问题展开争论：
在穷人与富人的这场拉锯战中，到底谁才是“寄生虫”？
是住在豪华宅邸里的超级富豪一家？
还是靠为富人提供服务谋生的贫困家庭？
面对这两种彼此冲突的世界观，我该如何协调？
是否存在一个明确无误的答案，足以平息所有社会争论，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
抛开互相贴标签、彼此指责的做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家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利润，以及工人对此进行反抗，是阶级斗争的主要根源。
按照这一理论，这种矛盾终有一天会引发工人革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
有意思的是，《寄生虫》的结局，恰恰以一种颇具象征性、甚至带有刻意安排意味的方式，呈现了一场血腥的阶级冲突。
这部电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讲述了一个故事，更是一种关于阶级怨恨的文化表达。
与简单的政治宣言相比，它所传达的力量更强烈，内涵也更加复杂。
四、我的文化觉醒：当两种“利润理论”都无法解释现实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利润的解释，几乎南辕北辙。
我一直试图调和二者，却始终感到困惑。
“资本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常常在心里追问。
“这些相互矛盾的理论，我究竟该如何理解？”
后来，我逐渐发现，这两种关于利润的理论，都无法充分解释人类行为背后丰富而复杂的动机。
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在不断突破“经济人”这一抽象模型的局限。
在美国，我结识了许多真实而具体的人。
其中包括一位台湾餐馆老板。我曾经为他送外卖，而他正是一位白手起家的资本家。
但从他身上，以及我后来结识的许多朋友身上，我并没有看到那些能够被各种“主义”清清楚楚划分出来的人类类型。
后来，我还发现，即使两个国家彼此对立，甚至处于战争状态，来自这些国家的人们仍然能够成为朋友。
我结识了来自越南、印度、韩国、台湾以及美国各地的朋友。
其中，美国朋友尤其多。
没有谁能够被轻易塞进某一种理论标签所划定的框框里。
在我看来，好莱坞通过一种复杂的视角展现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
它既像一只扩音器，也像一面镜子。
然而，在好莱坞讲述的许多故事中，金钱却往往成为道德堕落与心理毁灭的最终根源。
在现实世界里，金钱当然是一种强大的行为动力。
但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格健全、生活平衡的人？
那么，人的自主性、人生目标与意义、归属感，以及精神需求，又该放在哪里？
尤其是人的情感——相信某件事是正确的，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难道不比那个高度简化、只有单一维度的“经济人”，更能体现真实的人性吗？
经过漫长的探索，我一直试图在马克思的利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之间找到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答案。
最终，我意识到：
我们人类本身就是一个谜。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还没有真正破解这个谜，甚至未必充分理解它。
网球名将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Martina Navratilova）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
“标签是用来整理文件的，标签是用在衣服上的，而不是用来定义人的。”
我不禁思考：
我们习惯使用的那些简短标签，究竟是在帮助我们认识真相，还是在扭曲真相？
我逐渐意识到，无论用哪一种“主义”去衡量和评判一个人类社会，都可能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这个认识终于结束了困扰我多年的思想纠结：
也许，任何一方的理论，都无法完整解释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真实的人。
如果经济理论和政治标签都无法充分解释人的行为，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塑造人们的思想、选择、爱情、工作、牺牲精神，以及归属感？
五、答案在于文化
“国家通过文化而存在，也为了文化而存在。”
——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Saint John Paul II），1980年6月2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演讲，第14段。
“人正是凭借文化，才过上真正属于人的生活。”
46年后，教宗良十四世（Leo XIV）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再次引用了前任教宗的这句话。
对我而言，长期生活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就像经历一场思想与精神的熔炼。
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常常在我内心发生碰撞。
但渐渐地，它们开始学会在我心中共存。
这种共存并不是通过课堂上的理论学习实现的，而是在真实生活中，通过不断辨别、反思，以及保持谦逊，逐渐形成的。
这一认识，也体现了我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不断学习，放下旧有认知，再重新学习。
这三个过程，往往是同时发生的。
我终于明白：
生物学赋予我们生存的能力，而文化决定了我们如何生活。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文化就开始塑造我们身份认同的边界。
归根结底，人民是国家的脊梁，而文化，是国家跳动的心脏。
翻译说明：本文依据作者2026年10月6日英文原文翻译，尽量保留原文的第一人称叙述、思想脉络和文学表达。原文中的配图说明及平台界面文字未纳入正文。部分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的表述属于作者个人的理解与反思，并非译者对相关理论的学术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