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水，三座峡谷——平山湖、托德拉与埃尔塔霍游记

■作者：赵明朗 专栏：灯下故人来

一个月之内，我走过了三座峡谷。

为了叙述之便，我把平山湖大峡谷放在最前。说来惭愧，平山湖大峡谷我惦记了许多年。以往回国总是匆匆，探亲、办事、转机，行程被切得七零八落；再加上大多数旅行团的经典线路并不包括平山湖大峡谷，想去也总凑不上。无奈之下，这次索性请了私人定制，特地绕到张掖城北，专程去一睹它的风采。

那是十月下旬，亚洲，中国西北。从张掖城北行六十公里，戈壁渐次退去，赭红色的山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来。远远地便望见一道巨大的裂隙从地表撕开，像大地的一道旧伤，又像大地的一个秘密。那是平山湖大峡谷。

而另外两座，一座在非洲，一座在欧洲。九月底，从马拉喀什（Marrakech）驱车翻越阿特拉斯山（Atlas Mountains），窗外的景致从橄榄绿变成赭红，最后变成一种近乎焦渴的土黄。车到（Tinghir）城北二十公里处，远远便望见一道狭长而深邃的裂隙劈开在巨大的赭红色岩壁之上——入口处仿佛山峦刚刚裂开了一道缝，窄得只容一车通过。那是托德拉峡谷（Todra Gorge）。

十月初，从塞维利亚（Seville）坐车南下，穿过连绵的橄榄林，到了隆达（Ronda）。那座白色小镇悬在百米悬崖之上，一条峡谷将它一劈为二，谷底深处，瓜达莱温河（Guadalevín River）在黑暗中无声地流着。站在新桥（Puente Nuevo）上向下俯瞰，蒙蒙亮的天光还没有映到谷底，下面一片漆黑。那是埃尔塔霍峡谷（El Tajo Gorge）。

三座峡谷。三种水。三个大陆。三种不同的红。

人为什么要行走？我后来想，大约不只是为了看，也是为了比。看是眼睛的事，比是灵魂的事。眼睛看到的是红砂岩、石灰岩、悬崖与深谷；灵魂看到的，是自己站在这些亿万年的沉默面前时，忽然变得极其轻薄的那个瞬间。而峡谷，或许是所有风景中最诚实的一种——它不给你任何遮蔽，只让你面对大地的伤口，和那伤口里流过的水。

一

平山湖大峡谷的水，已经不在。

它没有一条大河从中间穿过。亿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湖泊与河流交织的沉积之地，红色的砂砾一层一层堆积，后来地壳抬升，湖水退去，留下的只有岩石和风。它的岩层从谷底到顶部分布着从寒武纪到新生代各个时期的岩层，层次清晰，色调各异，含有各个地质年代的代表性生物化石，被称为“活的地质史教科书”。

我沿着一条狭窄的裂隙下到谷底。两侧的岩壁高高矗立，只留下一线天光。走进去的时候忽然安静了，风还在吹，但声音变了，变成了低低的回响，在岩壁之间来回碰撞。峡谷壁上有水痕，是某一场雨留下的，已经干透了，只留下一道道深褐色的纹路，像泪痕。

一座峡谷里还有水，说明它还在活着。一座峡谷里没有了水，说明它已经完成了。而一个完成了的峡谷，比一个还在被雕刻的峡谷更让我动容。因为它告诉我，所有的创造终将结束，所有的雕刻终将定型，所有的奔流终将干涸。你正在经历的痛苦、挣扎、不确定，有一天也会结束。到那时，你会变成一座峡谷——一座沉默的、完成了的、被时间彻底打磨过的峡谷。那未必是坏事。完成了，意味着你不再需要被证明。你只是在那里，安静地、固执地、不可动摇地在那里。你接受了自己的形状，不再试图变成别的什么。这或许是人生最难也最终极的功课——不是成为什么，而是成为之后，安于那个成为。

二

托德拉峡谷的水，是活着的。

托德拉河（Todra River）从高阿特拉斯山（High Atlas）三千多米的积雪融化而来，即使在最干旱的夏季，河水依然冰冷、清澈、湍急。它是摩洛哥极少数四季都不断流的溪河。在柏柏尔人（Berbers）的语言中，“托德拉”意为“生命”——这条河滋养了峡谷内的柏柏尔村庄，他们在谷底种植小麦、大麦和橄榄，用祖辈传下来的灌溉系统，把山间的雪水引进梯田。谷底还有一眼被称为“送子泉”的泉水，据说少女喝了会喜结良缘，而已婚妇女喝了则很快会怀孕。

我站在峡谷最窄处，脚下是冰凉的雪水，两侧是两三百米高的石灰岩壁挤压过来，天空缩成一条蓝色的带子。阳光只在正午时分才能勉强照到谷底，其余时刻，谷中便沉浸于一种半明半昧的神秘氛围里。人行其中，如蝼蚁井蛙，举目望去，峡顶乍开一线，仿若坐井观天。

水在动。水一直在动。这座峡谷还在被雕刻着，托德拉河还在切割着石灰岩，就像它过去几百万年一直在做的那样。

当我把手伸到那条冰冷的河里，忽然想到一件事：水是这个世界上最柔的东西，但它雕刻出了地球上最硬的东西的形态。柔软战胜坚硬，不是因为力量，而是因为时间。一滴水战胜一块岩石，靠的不是一次冲击，而是百万次、千万次、亿万次不间断的重复。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大约也是这样完成的。不是靠一次壮举，而是靠那些日复一日的、几乎看不见的坚持。那些你以为无意义的重复，那些你几乎要放弃的瞬间，都在以你看不见的方式，雕刻着你生命的形状。水从不着急，但它从不停止。这或许就是“生命”这个词在柏柏尔语中最深的含义——不是活着，而是持续地、安静地、不可阻挡地，做着你该做的事。

三

埃尔塔霍峡谷的水，是隐藏的。

瓜达莱温河在谷底流淌，深约一百二十米，将隆达分为新城和老城两部分。站在新桥上俯瞰，你几乎看不见它——蒙蒙亮的天光还没有映到谷底，下面一片漆黑。只有侧耳倾听，才能听见瀑布的轰鸣声从深渊底部传上来，混着清凉的水气。

水在这里是不可见的，但它留下的痕迹无处不在。峡谷两侧是垂直的石灰岩与砂岩峭壁，呈现出层次分明的水平纹理。植物在岩缝中顽强生长，岩鸽与猛禽在峡谷间盘旋。

我在隆达的悬崖边站了很久。白色屋舍悬在崖顶，像一排随时要坠落的梦。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一九一二年到过隆达，被这座白色悬崖之城深深打动。一个一生在寻找“梦中的城市”的诗人，在这里停过脚，已经足够。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来得更早，也走得更远。他在《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里写下那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如果你想去西班牙度蜜月或者跟人私奔，隆达是最合适的地方。而在《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里，他写的是另一件事——处死战俘的方法，就是把人摔下埃尔塔霍峡谷，“想跑，桥两头都有卫兵驻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里尔克在这里寻找安放，海明威在这里书写坠落与逃离。同一道峡谷，两种目光。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一个寻找归宿，一个寻找逃离。而我想，这恰恰是同一个灵魂的两种状态。每个人的一生里，都同时住着一个里尔克和一个海明威。一个想找到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一个想从一个地方逃出去。一个渴望被看见，一个渴望消失。有时候这两种渴望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打架，打得血肉模糊。有时候，它们会和解，就像那座新桥一样，把割裂的峡谷两岸连在一起。而和解的那一刻，你就站在桥上。脚下是深渊，但你不坠落。你既不属于此岸，也不属于彼岸——你属于桥本身。这就是成年人的状态：不再试图选择，而是学会了站在中间，让两边的风同时吹过身体。

四

三座峡谷，三种水的形态。托德拉的水是活的，奔流不息，滋养生命；埃尔塔霍的水是隐藏的，在深渊底部沉默地冲刷；平山湖的水是记忆，它已经走了，但留下了痕迹。

而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就是不同的水。年轻时是托德拉，急着奔流，急着证明，急着滋养别人也被别人滋养。中年时是埃尔塔霍，学会了隐藏，把最深的东西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只在夜深人静时听见自己内心的轰鸣。老年时是平山湖，水流过了，但痕迹还在，那些水痕像泪痕一样挂在岩壁上，证明你曾经来过，曾经流经过这片大地。

这三种水，都是答案。

五

三座峡谷，都出现在电影里。但方式不同。

平山湖大峡谷曾是电影《敦煌》的外景地，也是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的取景地。但它在银幕上扮演的是它自己，一座真实的、属于中国西北的峡谷。那些赭红色的岩柱在银幕上被定格，成了一个永远的边塞意象。电影里的江湖是虚构的，但这座峡谷是真实的。

托德拉峡谷常被列入摩洛哥的电影版图。《木乃伊2》（The Mummy Returns）、《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角斗士》（Gladiator）这些以摩洛哥为背景的影片，让这片红色岩壁一次次出现在银幕上。不过，那些最著名的沙漠与城堡场景，大多取景于瓦尔扎扎特（Ouarzazate）和阿伊特本哈杜（Aït Benhaddou）；托德拉在其中更像一个被借用的背景，扮演着剧本需要的“异域深渊”。

埃尔塔霍峡谷也在电影里出现过，007系列曾在此取景。但它最著名的“角色”，还是海明威在小说里为它赋予的——一个适合私奔的地方，一个死亡与浪漫共存的深渊。隆达诞生于罗马时代，是斗牛的发源地。海明威和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这些斗牛爱好者，把这座悬在峡谷上的白色小镇推向世界。峡谷在文学中扮演的是命运本身——既是逃离的终点，也是坠落的起点。

三座峡谷，三种被借用或自我呈现的方式。托德拉被借去扮演他者，埃尔塔霍在文学中化身为命运，平山湖沉默地做着自己。但当电影的灯光熄灭，托德拉依然是那条奔流的河，埃尔塔霍依然是那道隐藏的裂缝，平山湖依然是那片凝固的红色。

这让我想到人。有人一生都在扮演别人——在别人的剧本里演别人的故事，演到最后，分不清哪个是角色，哪个是自己。有人被借去诠释命运，成为别人人生里的一个隐喻、一段插曲、一个教训，来过，演过，然后被遗忘。还有人，一生只做自己，沉默、固执、不解释、不迁就，像平山湖一样，被看见或不被看见，都站在那里。哪一种活法更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所有电影的灯光都熄灭了，只有做自己的那座峡谷，才是真实的。而真实，是唯一不会在时间中褪色的东西。

六

平山湖大峡谷所在的地方，古称甘州。河西走廊的咽喉，丝绸之路的重镇。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从张掖经过。那些戍边的将士，那些西去的商旅，那些流放的文人，他们从这条路上走过的时候，是否也曾在这峡谷的边缘停下来？汉时的烽燧、明时的长城、清时的驿站，一层一层地叠在这片土地上，像峡谷的岩层一样，每一层都是一个朝代留下的刻度。

托德拉峡谷的岩壁上，刻着另一层时间的痕迹。柏柏尔人在峡谷里生活了上千年，红土和木梁筑成的卡斯建在悬崖脚下。卡比尔（Kabyle）柏柏尔诗人西·莫汉德·乌·姆汉德（Si Mohand ou-Mhand）被称作“漂泊与反抗的诗人”：一八五七年，他大约十四岁，村庄被法国军队夷平，族人被驱逐离散，此后他便一直在路上。他的诗，是从沙子和风里长出来的。

埃尔塔霍峡谷的岩壁上，还刻着第三种时间的痕迹。十四世纪摩尔人统治时期，岩壁内部开凿了数百级陡峭的台阶，一路向下通往谷底的泉眼。相传在基督徒围攻城市时，俘虏们曾被驱使着沿这些台阶取水，把水一袋一袋送上崖顶。数字有说约三百级，有说三百六十五级——无论确数如何，那都是一天一天走出来的刻度。

三种刻度，三种记录时间的方式。汉人的方式是筑城——把秩序刻在大地上，用砖石和黄土说：这里有人，这里有规矩，这里有文明。柏柏尔人的方式是行走——把记忆刻在身体里，用脚步和歌谣说：我们的村庄被毁了，但我们还在走，还在唱，还在记得。摩尔人的方式是开凿——把秘密刻在岩壁深处，用数百级台阶说：水在下面，活下去的办法在下面，但你要自己走下去取。

一座峡谷教你筑城，一座峡谷教你行走，一座峡谷教你往下走。这三种智慧，其实是一种——在绝望之地找到可以做的事，然后做到底。筑城的人不一定能守住城，行走的人不一定能回到故乡，开凿台阶的人不一定能活过围城。但他们都在做。在时间面前，做本身就是意义。你做了，时间就有了形状。你不做，时间就只是流过去而已。

七

若按抵达的先后，我在三座峡谷的边缘，分别坐过三个黄昏。

托德拉的黄昏，九月底。暑气将尽未尽的时节。当夕阳从阿特拉斯山的山脊上滑下去的时候，那些粉红与象牙色的石灰岩壁会在一瞬间变得炽热，像是从内部被点燃了一样。谷底的柏柏尔人赶着羊群回家，炊烟从土屋的烟囱里升起来，在峡谷的微风中拉成一条细细的、笔直的线。

埃尔塔霍的黄昏，十月初。新桥上的游客渐渐散去，谷底陷入更深的黑暗。我站在崖边的步道上，看着最后一抹光从隆达的白色屋舍上褪去。那座新桥——始建于1751年、耗时四十二年完工的石桥——在暮色中变成一个巨大的剪影，横跨深渊，像一只沉默的手臂，把割裂的大地重新连在一起。据说它的设计者阿尔德维拉（Aldehuela）后来在桥侧雕刻日期时失足坠亡，消失在了峡谷深处。一座桥连接了两个世界，也吞没了它的建造者。

平山湖的黄昏，十月下旬。天从金红渐变成绛紫，又变成深蓝，最后变成近乎纯粹的黑色。星星开始出现，一颗，两颗，三颗，最后连成一片。戈壁的夜空，清澈而深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下面那片同样巨大的、沉默的峡谷。那一刻我想起约翰·威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Grand Canyon）的日记里写的：“我们看见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一片我们从未见过的、荒凉而壮丽的土地。”

三个黄昏，三片天空。但它们在做同一件事：把时间收拢起来，把一天的温热收进泥土和岩石里，然后等着明天，太阳再把它取出来。

八

离开平山湖的那个傍晚，我坐在峡谷边缘的一块岩石上，看着最后一抹夕阳从赭红色的山脊上消失。我惦记了多年的地方，终于在这一天被我看过；而它也把我看了很久。这趟私人定制并不豪华，只是替我把多年未竟的一桩心愿，稳稳地挪进了日程。我拍了拍裤腿上的灰。那灰，是平山湖的红砂岩磨成的，赭红色的，干燥的，混着千万年的风和霜。而在我外套的袖口，还留着一点别的痕迹——左袖口上有一小片红褐色的粉末，那是一个月前在托德拉峡谷的巷子里蹭上的；右袖口上有一小片灰白色的尘，那是二十天前在埃尔塔霍的悬崖步道上蹭上的。

三座峡谷的灰，在同一个人的衣服上，被同一个月里不同方向的风，混在了一起。

大地不说话。大地只是在那里，承受着一切。而人在大地上走过的痕迹，比大地本身更短，比风更长，比时间更轻。可正是这些痕迹——这些被水冲刷的、被风雕琢的、被时间刻进石头里的泥土的记忆——让大地有了温度，有了重量，有了可以被讲述的故事。

托德拉是时间的形状。托德拉的水还在流，冰冷，清澈，从雪线之上流下来，穿过峡谷，流向沙漠。柏柏尔人的炊烟还在升起。生命之谷，还在滋养着生命。

埃尔塔霍是时间的形状。瓜达莱温河还在谷底流淌，看不见，但听得见。里尔克寻找过的梦，海明威书写过的死亡与私奔，都还留在这道百米深渊的回声里。那座新桥还在，连接着两颗割裂的岸。

平山湖也是时间的形状。风从祁连山和黑山之间挤过来，带着铁锈和雪的气息，刮过那些赭红色的岩柱。它还在雕刻。只是，它雕得很慢，慢到一个人的一生，在它面前，不过是一粒沙被吹过岩壁的时间。

一个用水，一个用隐藏的水，一个用已经离开的水。一个活着，一个凝视着，一个完成了。一个在阿特拉斯山的南麓，一个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悬崖之上，一个在河西走廊的戈壁上。相隔万里，却在同一个十月里，用同一种沉默，说着同一件事。

那件事，风知道。石头知道。水知道。时间知道。

而我还不知道。我只是站在这里，像一个刚学会看的孩子，看着这个世界在我面前缓缓展开它所有的伤口与温柔。我还没有活够。我还没有走到自己人生的峡谷尽头。我还在流，还在被雕刻，还在寻找自己最后的形状。这或许就是旅行的意义——不是去认识世界，而是通过世界来认识自己。不是去看风景，而是让风景看你，看你身上哪些地方已经被时间雕穿，哪些地方还完好如初，哪些地方正在成为峡谷。

风从谷底灌上来。一阵带着铁锈，一阵带着沙砾，一阵带着瓜达莱温河的水气。它们在我的脸上交汇，像三条河流汇入同一片海。而我站在三座峡谷的墙根下，同时感到渺小和辽阔。渺小是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后很久很久，这些峡谷还会在这里，继续被风雕刻，被水冲刷，被时间写成它们自己的形状。辽阔是因为我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在我活着的这短短几十年里，我已经看见了它们——看见了这三种水的形态，看见了这三种时间的形状，看见了一个人可以在天地之间同时感到的渺小和辽阔。

带着渺小和辽阔活着。这大概就是峡谷教给我的、关于人生的全部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