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我重新遇见王道士

■作者:赵明朗 (美国 北卡)

专栏:灯下故人来

澄澈如洗的蓝天下,我站在莫高窟入口内侧,最先看见的不是九层楼,而是一座宝瓶状的土黄色灵塔。

塔身以黄土塑就,基座与龛门以青砖围砌,古朴粗粝,带着西北风沙打磨的质感;正面拱龛内嵌木质墓志,塔顶三重莲珠宝刹层层向上,是典型藏式覆钵喇嘛塔形制。这本是僧人的葬式,却被弟子用来安葬一位道士,本身便暗含时代的交错与杂糅。塔旁白杨新枝舒展,风从戈壁漫来。朴素的土塔安放在莫高窟门前的空地上,没有繁复雕饰,却比许多华丽古迹更让我驻足沉思。

去敦煌之前,我心里其实已经住着一个王道士了。那个王道士是余秋雨给我的——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在道士塔前被一声“住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崇拜余秋雨很多年,他的文字曾替我打开过许多扇门,敦煌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扇。也正因为如此,我多年来对王圆箓的印象几乎不曾动摇:一个愚昧的小丑,一个贱卖国宝的罪人。但这次去敦煌,我想做一件事:让那个文学里的“小丑”,在真实的塔、真实的洞、真实的风沙面前,有机会说几句自己的话。

土塔中的碑文是王圆箓的弟子在他死后撰的,写他“改建三层楼、古汉桥,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碑首篆刻“功垂百世”。通篇只报功,不提过。我起初心里有一点冷笑:这不过是徒弟给师父贴金。但我很快注意到另一件事:余秋雨笔下那个“罪人”的塔,在莫高窟入口处,在一代代敦煌守护者往来的路边,被留了下来。它没有被推倒,没有被抹去。敦煌并没有替王圆箓“翻案”,但也没有把他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这个细节本身,就让我心里那点简单的义愤开始松动。

王道士当年修建的道观“三清宫”,如今被改建为系统展示藏经洞发现历程、文物流散历史与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专题展馆。馆内陈列着当年的清册账簿原件照片和发现现场复原模型,客观呈现了1900年王圆箓意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站在这些展柜前,我意识到在敦煌研究院的官方叙事里,王道士首先是作为藏经洞的发现者被记录,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被谴责的对象。这个空间没有变成审判庭,也没有被拆除,而是转化成了一个让人自己去看、自己去想的地方。

第17窟,那个著名的藏经洞,如今只能隔着一层玻璃罩观看。洞口不大,里面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真切,玻璃上反着游客的身影和外面的天光。我凑近去,只看见一方空洞的暗影,才觉出它小得令人意外:长宽各2.6米,高3米,不足8平方米。五万多件从4世纪到11世纪的写卷、绢画、文书,曾经就这样塞在一个普通人偶然凿开的壁龛里,如今空了,只剩一层玻璃隔在我和那段历史之间。

余秋雨写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时“完全不明白”,这一点没有说错。但我这次才知道,接下来的故事被省略了:王圆箓做的第一件事,是徒步走到县城,找县令严泽报告。严泽不感兴趣。他又找到甘肃学台叶昌炽,叶昌炽说运到兰州保存吧,兰州那边回话说运费太贵,“就地保存”。他不死心,一层一层往上递:道台、知府、巡抚,报到甘肃布政使,回答是“没钱”。他甚至试图给慈禧太后写信。前后七年,没有等来一封像样的回信。

我和一位讲解员聊起这段,她说得很平静:王道士“及时汇报给当地政府官员,因当时社会动乱,政府无力保护”。一个“无力”,道尽了晚清西北边地的真实处境。后来我在敦煌研究院的学术资源记录里也看到类似表述:明确写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这一发现“产生了震惊世界的影响”;同时也不回避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陆续用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骗购文书”,造成文物大量外流。发现之功与流失之责,被并列写入同一套知识体系,而不是用其中一面覆盖另一面。斯坦因1907年到敦煌时,揣着甘肃地方政府开的官方许可证,沿途由清朝官兵护送。莫高窟的门,不是王圆箓一个人打开的。

余秋雨让我记住的是“几个银元,偷偷地笑”。但我回来后查到斯坦因自己在《西域考古图记》里写的是另一句话:“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斯坦因起初甚至觉得王圆箓“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用金钱收买的人”,因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最后是蒋孝琬发现了王圆箓对玄奘的崇拜,利用这层心理才撬开了门。

我不是要否认文物流失的灾难性。200两银子换走24箱文献、5箱绘画,无论怎么解释,都是一场浩劫。但把这场浩劫的全部重量压在一个不识几个字、靠化缘修庙的底层道士肩上,而放过那个“就地保存”的朝廷、那些“运费太贵”的官员、那支护送斯坦因的清朝兵丁,这笔账算得并不公平。有论者说得直白:把王圆箓叫历史罪人,是把整个朝廷的账,算到了最弱的那个人头上。

行程最后一天,我们去了敦煌印局。院子不大,白杨的影子落在印坊的窗上,墙上印着敦煌壁画里的纹样,空气里有纸张和油墨的气味。就在院子一角,我看见了一尊王道士的雕像。他穿着道袍,身形清瘦,站姿并不张扬,脸上也没有余秋雨笔下那种“畏畏缩缩”的猥琐。雕像立在那里,不像是审判台上的被告,倒更像一个被时间推到院子里的旧人,沉默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

陪同我们参观的谢女士正好站在旁边。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她那个一直盘桓在我心里的问题:“在你们专业人士的眼光里,王道士的历史地位到底该怎么看?”

谢女士看了看那尊雕像,说:“简单骂他容易,放回历史现场就复杂了。他发现藏经洞、多次向官府报告、募资清沙修窟守了三十多年,都是事实;他认知有限,擅自处理文物,用石灰覆盖壁画、重塑塑像,造成破坏,也是事实。文物流失不能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清末国力衰微、官府不作为、文保体系空白,才是根源。这尊雕像不是树碑,也不是认罪,更像一个提醒:文明不能寄望于偶然,也不能寄望于一个普通人的认知水平。”

我请她用一句话概括。她说:“王道士不是罪人,也不是英雄,他是一个被历史推到藏经洞前、却无力承担守护之责的普通人,功与过都藏在这个‘无力’里。”

我又问:“那如果非要给一个总体判断呢?”她想了想,说:“我的看法是,王道士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过失。功在发现与守护,过在认知与时代。没有他清理积沙,藏经洞未必在1900年重见天日;没有他一次次上报,敦煌文书可能连进入官方视野都做不到。他不是合格的文物守护者,但他是藏经洞的发现者,是敦煌进入近代学术视野绕不开的当事人。”

我站在那尊雕像前,忽然觉得那个被一句话定住的身影,在院子里重新变得复杂起来。他不是恶人,也不是英雄。他是一个在完全错位的文化位置上,用自己仅有的认知和能力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的人。他的“功”与“过”,来自同一个源头——一种朴素的、未经专业训练的、属于底层民间信仰的虔诚。而谢女士那句话,让我第一次把天平往“功”的一边,郑重地放了下来。

后来我还听到一点当地人的说法:对王圆箓的评价“好坏各半,但总的不错”,有人提到“他出卖经书的钱没有个人贪赃,而是用做了对莫高窟的保护”。这种民间口述里的宽容,与陈列馆的中性展示、墓志的弟子颂功、学术档案的功过并列,共同构成了敦煌本地对王道士不审判、不抹去、不神化的留存方式。那座土塔和那方墓志,就这样立在莫高窟前,让每一个路过的人自己去掂量。

当然,王圆箓确实在守护,但他守护的方式带着那个时代底层民间信仰者特有的粗糙。他凿通了一些洞窟的壁面以便通行,用石灰覆盖壁画,请当地工匠重塑他心目中的神像。樊光春的《王圆箓评传》在肯定他“补葺千佛洞”之功的同时,也明确写道:“在保护过程中,不恰当地凿通部分洞壁,使壁画的完整性遭受严重破坏。”他修三层楼是为了保护藏经洞,清理积沙是实实在在的苦功,但他对壁画和塑像的“修缮”,在今天的眼光下就是不可逆的毁坏。

离开敦煌前,风还是很大,塔身上的土坯被吹出细密的纹路。我想起余秋雨写《道士塔》时,心里喊的是“住手”。那是一种文学家的义愤,一种代人受过的痛感,它真实、有力,也塑造了整整几代人对敦煌的认知。我不必为曾经被那种文字打动而感到羞愧。被好的文字打动,从来不是错。

但这次从敦煌带回来的王圆箓,略微不同了。这座塔,是敦煌百年伤心史的一个具象符号。1900年,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开启了敦煌文书重见天日的序幕;可囿于时代的闭塞、个人认知的局限与清末官府的漠视,大量经卷、壁画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以低廉代价带走流散海外,酿成敦煌学史上长久的憾事。

后世的评价早已不再简单将他视作“罪人”:他只是乱世里一个底层的流民道士,无力承担守护国宝的重任,而文物流失的根源,是旧中国国力衰微、文保体系空白的时代困境。塔上碑文是弟子眼中的“功德”,后世史书记下的却是民族文化的伤痛。它像一面沉默的镜子,立在莫高窟之前,提醒游人:文明的守护,从来不能寄望于普通人的无知与偶然。

文学给的是一个道德清晰的瞬间,历史给的是一团无法被简单归罪的因果。那座白塔依然在入口处立着,碑上依然只有“功垂百世”,藏经洞依然空着,五万多件文物依然散落在十几个国家的博物馆里。我站在这些实物之间,发现自己无法再心安理得地只骂他,也无法心安理得地只原谅他。我能做的,是让那个被一句话定住的身影,在风沙里重新变得复杂、变得沉重、变得像一个真实的人。这大概就是一次带着问题出发的旅行,给我的最好的答案。

7 Comments

  1. 转自YaYa老师:@明朗 非常感谢明朗老师,总是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又有深度的精神食粮!🫡🫡

    读完您的上一篇文章,感触特别深,也彻底改变了我以前对王道士的看法。

    以前提起王道士,我心里更多的是愤怒和惋惜,总觉得正是因为他的无知和贪婪,才让那么多珍贵的敦煌文物流失海外。读了您的文章才发现,原来这段历史背后还有那么多我们不了解的故事。

    一个没读过多少书、靠化缘修庙的普通道士,发现藏经洞后,竟然一次又一次地向官府报告,希望有人能够重视和保护这些文物,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他确实有自己的局限,也做过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但如果把敦煌文物流失的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实在是不公平。

    最让我感慨的是,我们太容易站在今天的角度,用现代人的知识和眼光去评判一百多年前的人,却很少真正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普通人究竟能有多大的能力去改变什么?

    您的文章也让我有了更深的感悟:历史真的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很多事情只有了解了更多背景,才能看得更全面、更客观。也提醒自己,面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应该少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多一些理解、思考和敬畏。

    再次感谢明朗老师!不仅让我重新认识了王道士,也让我对如何看待历史有了新的思考!🙏🌹

  2. YaYa老师,非常感谢您这么认真地读文章,并写下这么长的留言。您过奖了,我不过是把读到的一些材料梳理出来,供大家参考。您对王道士和敦煌文物那段历史的体察,其实比我文中写得更细、更恳切。历史人物确实很难用简单的善恶来判断,放回那个动荡年代去看,一个普通人的局限与无奈会更清楚。能引起您这样的思考,我很受鼓舞。以后还请多指教、多交流。🙏🌹

  3. 转自XY:打破了固有的刻板印象,在敦煌大地之上重新回望王道士,历史的复杂与苍凉被写得入木三分。文笔深沉克制,读来令人深思,非常棒的作品[强][强][强]

  4. 转自LY主编:原来想着让你把写敦煌的稿子留给我呢,少了一句话,你就给别人了。[呲牙]我们海外华人作家协会的会刊很快就出来了,到时候可以发你的稿子了哈。

  5. 转自JXF:敦煌是有历史渊源、人文故事的地方,印象中那个清末的敦煌王道士就是千万人眼中出卖中国文物的败类,出于本能我也是悲伤、愤怒。解读作者一文,理清了有敦煌研究院、书院官方见证,他发现藏经洞,恰恰在那个昏庸的满清,底层人徒劳的努力,但当地层层官吏的不作为,结果让200多箱经书、文物流出海外。
    现在从多视角去感知去了解当年那段历史,和那个特定年代的人物,重新定义敦煌历史上绕不开的人物:王道士。
    点赞小赵能不断奔赴,带来一路风景,还可让我们学一点什么,也能隔屏看世界。
    谢谢好文分享!

  6. 谢谢您这段留言。它比我原文更有力量,也让我感到写作没有落空。

    您说“标签是给别人贴的,而真相,是留给愿意弯腰细看的人”,这正是我写此文时最想守住的分寸。写王道士,不是要翻案,也不是要把他从“罪人”改判成“功臣”,而是想把脸谱重新还原为人,把“过”放回它得以发生的时代裂缝与制度局限里。您指出他的功过同源同根——用石灰刷壁画与募资修三层楼,是同一双手——这很准确,也是全文最让我不安的地方:一个底层道士朴素的、未经专业训练的虔诚,在特殊的历史处境里,既可能护住一点,也可能毁掉一点。

    余秋雨先生的笔是刀锋,敦煌的风沙是镜子;一个逼我们追问,一个让我们照见沉默的复杂。我尤其感谢您读到“机制”这一层:骂出一个王道士容易,难的是让普通人不再被推到不可承受之重的位置上。若文章能唤起一点这样的自觉,便已超出我的预期。

    再次感谢您的细读与共鸣。愿我们都能在戈壁风里,既保持悲悯,也保持追问。

    ——赵明朗敬复

  7. 转自墨松:读赵明朗文章《在敦煌,我重新遇见王道士》之我见

    我读完这篇文章,跟着作者赵明朗先生的脚步,似站在了莫高窟那座土黄色的灵塔前,
    塔还在,人已远。碑文上刻着”功垂百世”,而民间流传的却是”千古罪人”。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词,像两股风,在敦煌的戈壁上吹了一百多年。
    读完此文此刻我忽然明白:标签是给别人贴的,而真相,是留给愿意弯腰细看的人。
    我感谢感慨明朗先生的唤醒!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还原了!此王道士已不是彼王道士……

    余秋雨先生的笔是锋利的刀,
    而敦煌的风沙是沉默的镜。

    我此时感悟到:真正的成熟,是能够容纳矛盾。 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功臣和罪人,一件事可以同时是悲剧和契机。我们不需要非黑即白的结论来安放自己的不安,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复杂、承认局限、保持悲悯。
    真正的强大,不是找到一个替罪羊来替整个时代受过,而是建立起不再需要普通人去承担不可承受之重的社会机制。
    文明的进步,不是骂出一个王道士,而是再也不会让一个王道士式的悲剧重演。
    这篇文章的震撼之处,是将脸谱重新吹进一口气,让骨架重新长出血肉。当我们知道王道士他徒步七年报官、知道斯坦因承认他“无法用金钱收买”、知道那座塔被允许立在莫高窟入口处,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真相浮现了:他不是恶人,只是“无力”的化身。 他的“过”与“功”,同源同根——都来自一个底层道士朴素的、未经专业训练的虔诚。用石灰刷壁画与募资修三层楼,是同一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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